以万亿级消费补贴，稳住中国经济大盘

消费超预期下滑或造成经济“失速尾旋”风险，只有尽快出台万亿级别 的大规模消费补贴政策，才能稳住中国经济大盘

文丨滕泰 张海冰 何秉

4 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11.1%，调查失业率超过 6%， 年轻人失业率达到 18.2%。消费的超预期下滑有可能引发恶性循环： 疫 情 防 控 导 致 消 费 减 少 → 企 业 营 收 下 降 → 员 工 收 入 减 少 → 紧 缩 消 费……就像飞机因为速度过低而陷入了“失速尾旋”风险。

5 月 25 日，中国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突出位置，努力确保二季度经济合 理增长和失业率尽快下降。

面对如此严峻形势，除了学界越来越多专家呼吁稳消费。不久前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消费对经济具有持久拉动力；中央政治局会议也 指出，要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带动作用。在促消费以稳增长正 逐渐成为各方面共识的情况下，应尽快克服决策上或执行上的体制惯 性，克服对稳消费缺信心、不放心的传统决策观念，深化对消费引领 作用的认识，及时出台足够力度的万亿级消费补贴，才能避免消费失 速带来恶性循环风险，以千钧之力扭转下行势头。

一、投资驱动效应递减，消费乘数效应是投资的若干。

在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投资自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 要动力。但在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结束以后，厂房设备投资、基 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这三大类投资都将不可避免地进入维护性投 入阶段，不可能继续维持巨大增长规模。另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边 际报酬递减的现象不可避免，同样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能创造的国内 生产总值越来越少，其边际效应越来越低。

以河北省为例，2012 年以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 20%左右 下降到了 5%左右；到 2014 年以后，还出现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额超过全省 GDP 总额的情况（2017 年以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数据再未发布）。当然，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计算 GDP 口径的新增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间还有差额，但从这个趋势已经可以看出，每单 位固定资产投资的 GDP 创造能力已经明显下降至 1 以下

图 1 河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 GDP 总额对比

在投资的边际效应递减的同时，消费的边际效应却在递增，从相关学 者的测算来看，根据 1990-2015 年数据计算的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乘数 大约为 3，农村居民消费乘数大约为 5，而根据 1992 年到 2014 年的 数据计算的中国的投资乘数也只有 1.59，如今投资消费乘数小于 1 的 省份恐怕不只河北。就全国而言，消费的乘数效应和对经济的拉动作 用早已明显强于投资。

在特定的阶段，只有消费能够将潜在的生产能力激活成为现实的经济 活动，就像那个“萧条小镇”案例所说的：原本一个陷入经济萧条的小 镇，有一天来了一个旅人，这个旅人拿了 100 块钱去旅馆住宿，店主 把收到的 100 块钱给了屠夫买猪肉，屠夫把赚来的 100 块钱用来 理发，理发师又把这 100 块钱买了衣服… …在外来的 100 元消费能 力注入后，萧条的小镇就这样复活了，这就是消费 “对经济循环的牵 引带动作用”。

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有研究指出，1953-2018 年间，美国 GDP 年均实际增速为 3.0%，个人消费支出的拉动率平均为 2.1%。也 就是说，过去 66 年间，美国经济增长中，70%是由居民消费所贡献 的，普遍高于投资、净出口和政府支出。从最终消费占 GDP 的比重来 看更加明显，从 1971 年到 2020 年，美国个人消费在 GDP 中的占比 在 75%到 85%之间波动，2020 年最终消费占比，德国达到 73.13%， 加拿大达到 79.81%，日本达到 74.48%，印度也达到 71.08%。

2021 年，中国的人均 GDP 已经超过 12000 美元，逐步向高收入国家 靠拢，在走过特定的发展阶段以后，在需求侧更多地靠消费拉动是经 济发展的必然规律。整体来看，后工业阶段的经济体大都是以消费为 主的增长动力结构，消费才是对经济循环发挥牵引带动作用的因素。 2020 年中国最终消费占 GDP 的比重为 54.82%（2021 年支出法 GDP 数据尚未公布），2021 年中国最终消费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65.4%， 二者未来必然都将逐步提高到 70%以上。

图 2 2020 年美国等国家与中国消费占 GDP 比重的对比

二、居民收入增长受挫是中国消费下滑的根本原因

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速对比来看， 2022 年一季度与 2021 年一季度相比，收入增速下降了 8.6 个百分点，而 支出增速下降了 11.9 个百分点，呈现收入增长放缓带动消费下降的特 点，二季度这一情况更加严重。

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分项来看，2022 年一季度与 2021 年同期相比， 工资性收入累计同比增速下降了 5.8 个百分点，经营性收入增速下降 了 14.1 个百分点，财产性收入增速下降了 10.9 个百分点，转移净收 入增速下降了 3.7 个百分点。经营性收入增速下降幅度最大，这表明 个体经营者和私营业主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而财产性收入主要以股 市、债市、房租收入等为主，代表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所受的 严重影响。从四、五月份的情况看，二季度居民收入下滑情况将远远 大于一季度。

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明显下降的情况下，2021 疫情以来，住户部门 人民币存款一直处于高增长态势，从 2018 年底到 2021 年底，住户 部门人民币存款累计新增额分别为 7.2 万亿、9.7 万亿、11.3 万亿和 9.9 万亿元，基本呈现逐年递增趋势，2021 年有所下降。2022 年 4 月累计新增额为 7.12 万亿，高于 2021 年 3 月的 5.11 万亿、2020 年 3 月的 5.67 万亿和 2019 年的 5.45 万亿元，储蓄倾向再度上升，意 味着消费倾向的明显下降。

上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只反映到 2022 年一季 度，而二季度以来全国性奥密克戎变异株多发疫情的冲击尚未体现。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从居民收入端发力，扭转居民的收入预期，提升 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才是真正促消费。

三、稳消费应从居民收入端发力

2009-2012 年间，中国曾出台过一系列消费刺激政策，主要措施是购 置税减征，家电下乡、家电以旧换新、汽车以旧换新、加快老旧汽车 报废等针对性刺激政策，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的消费补贴政策等。 放在当下，由于耐用消费品基本普及，这些主要针对汽车家电等“大件 商品”消费的政策的边际效应不比当年，再加上疫情冲击下居民收入减 少，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意愿进一步降低，这些措施更难发挥以往的 效用。

近期中国也出台了一些“促销费”政策，比如要求抓紧落实已出台的餐 饮、零售、旅游等特困行业纾困政策，鼓励地方加大帮扶力度，稳住 更多消费服务市场主体；其次是放开和增加现有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能 力，如对汽车消费的限购放松和央企汽车贷款等，又比如要求培育壮 大智慧产品和服务等“智慧+”消费，支持社会力量补医疗健康、养老、 托育等服务消费供给短板… …。这些名为稳消费的政策显然主要针对 供给主体，而不是从居民收入端发力。

在居民消费能力严重受损，消费意愿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从供给端发 力其效果远远不如直接补贴消费者，只有让消费者瘪下去的腰包不再 那么“羞涩”，恢复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才能使厂家和商铺有 充足的订单和客流，让市场主体开业就能有收入、有利润，才能真正 的“保市场主体、保就业”。而扭转消费下行趋势，让消费发挥牵引带 动作用和持久拉动力，关键在于迅速改变居民收入下滑势头，必须转 变观念，从收入端入手，从消费端发力，而不是打着稳消费的旗号， 继续推行“重生产、轻消费”的老一套。

在推进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中国已经掌握了促进投资的一 整套观念、机制、政策和投入，从中央政府到地市政府，从财政部门 到发改部门，早已形成了一套完整成熟的投资促进机制，用于投资的 资金每年达到数十万亿。这一整套观念、机制、政策，与投资本身的 集中性高、可执行性强、稳定一贯性相配套，只要中央决策，各系统、 各地方闻风而动，如臂使指，非常高效。而在那些习惯于刺激投资的 专家学者眼中，消费行为本身就具备分散性、自主性、多变性的特点， 政府很难规定人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花多少钱，买什么东西， 因此他们主观上靠想象认为建立促消费机制和政策的难度要高于投资 政策机制和政策。但实际上，从欧洲、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 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地区的经验来看，从收入端补贴居民，直接提 升消费能力，对消费的提振作用是立竿见影的。只有相信市场，相信 消费者，用过去三十年稳投资的决心和力度来稳消费，尽快建立起稳 消费的有效体制机制，推出及时有效的政策措施。

四、以万亿级的大规模消费补贴，重启内循环

在稳投资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决策和执行能力远远不如中国，不但 决策缓慢，而且也缺乏自上而下的选项目、审项目和上项目等机制， 不过在促消费方面，这些国家有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美国和欧洲一 些国家在疫情后迅速推出了针对居民和中小企业的补贴计划，带动本 国消费迅速复苏，且在补贴结束后，消费增速业务也保持在较高水平， 对美国经济的复苏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2020 年以来，美国政府出台了至少六轮财政补贴计划，其中三轮以上 针对家庭部门、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了包括带薪休假、税收抵免、 食品援助、失业救济等形式的补贴、补助和资金支持，拉动美国居民 收入快速上行。据专家测算，2020 年 4 月至 12 月，美国个人可支配 收入月均增速达到 8.4%，4 月增速更高达 17.2%。其中，政府福利转 移支付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疫情前的 18%大幅上升至 25%左 右，约占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量的 97.2%。2021 年 1 月美国居民收入 同比增速达到 13%，2021 年 3 月升至 30%以上。居民收入的增长迅 速带动消费增速上行，2021 年 3 月以后，美国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 额同比增速一直保持在两位数，由于消费占美国 GDP 的比重超过 80%， 消费的快速恢复带动美国经济迅速复苏，2021 年美国 GDP 实际增速 达到 5.7%。

对于大规模消费补贴的政策，很多人还在担心钱“打了水漂”或引发通 胀。实际上，只要做好政策设计，这样的担忧是不必要的。首先，当 前消费引擎面临着因收入锐减、预期恶化而熄火的危险，在这样的背 景下，通过财政补贴将现金直接发到居民手中，越困难的家庭，边际 消费倾向越高的，对稳经济的乘数效应越大，绝对不会“打水漂”。其 次，目前中国经济的情况是，不论商品还是服务，有大量的“闲置”产 能和服务能力在承接这些新增货币，只要控制好发放的规模和节奏， 短期内引发全面通胀的风险是可控的。

2020 年疫情发生以后，各地逐步都有一些发放消费券拉动消费的实践， 从前期部分地区的实践来看，都取得了好的效果。有学者对 2020 年 3 月至 5 月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 170 多个地级市发放了 190 多亿元消费 券进行调研后发现，消费券发放两周内核销率多在 6-7 成，关联消费 倍数（关联消费金额/消费券核销金额）在 3.5-17 倍之间，说明消费 补贴政策得到了消费者较好的参与和使用，并且产生了明显的超额消 费乘数效应。如果借鉴深圳等地的经验，将消费券与现金补贴方式相 结合，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更大。

因此，建议尽快推出万亿级别的大规模消费补贴，可以现金为主，辅 之以消费券，补贴发放应当注意节奏和可持续性，按月发放，逐批发 放，同时监测对各类物价的影响，避免对物价形成集中冲击。假设向 六亿中低收入人口发放人均 5000 元消费补贴，规模为 3 万亿元，小 于 2022 年新增专项债 3.65 万亿元，也小于中央、地方财政合计赤字 3.37 万亿元的规模。从消费补贴的资金来源上，既可以把原计划用于 稳投资的预算部分转移为消费补贴，也可以要求国有企业分红或转让 部分国有股权来筹措稳消费资金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作者滕泰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冰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何秉轩 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实习生责任编辑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作者提供。